【导读】上半年处置规模超5000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逻辑正迎来重塑
2026年上半年，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出清节奏持续提速。据银登中心和机构最新统计数据，上半年，银登中心转让不良资产规模为1011亿元，另结合前5个月商业银行核销不良资产的4868亿元，粗略估算，上半年全行业不良资产处置规模至少超5000亿元。
记者注意到，对比往年银行多数采取在年末节点的集中“突击式”处置，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在银登中心挂牌转让的频次明显提升。例如，仅7月以来，已先后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中原银行等近16家金融机构相继在该平台挂牌转让不良资产。
从参与主体类型来看，股份制银行仍占比最高，但国有大行与消费金融公司增速最快，两者上半年增速均突破20%。同时，上半年，信用卡贷款、个人消费贷、个人经营贷及组合贷款在银登中心的挂牌占比分别为23.4%、38.9%、5.1%和14.7%，其中消费贷的占比有所提升。
上半年，批量化处置不良资产的案例也不乏出现，甚至有百亿元级资产包的集中“打包式”出让。例如，在6月份，中原银行便发布“2026特殊资产推介项目”，共包含72个债权项目，该资产包总债权规模约为248.65亿元。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这种变化的背后，实质上是当前银行业对不良资产处置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层次、根本性的转变，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出清”方向迈进。
“这既是银行业应对现实压力的务实选择，也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对记者表示。
不良资产处置正向常态化、规模化迈进
对于上半年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的变化趋势，董希淼总结为三点：不良资产转让规模呈爆发式增长、处置行为常态化，以及不良资产正从公司不良资产为主向零售不良资产并重迁移。
在他看来，这种转变是多重因素驱动的共同结果。董希淼指出，宏观方面，当前经济结构调整与净息差收窄加剧了银行的经营压力，这迫使银行寻求外部处置渠道；政策上，监管层通过扩大试点范围、延期政策期限及降低交易成本，为市场提供了稳定预期；内生方面，银行亟须通过转让释放被占用的资本，优化资产质量指标，以腾挪空间支持新增信贷；市场机制方面，银登中心等统一平台的成熟和多元买方主体的参与，大幅提升了市场参与主动性。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付一夫表示，这种常态化的管理行为，意味着银行已将不良出清融入日常经营管理的节奏中。同时，他预计，商业银行这种批量化处置不良资产的趋势在未来仍将延续，同时资产证券化等创新工具也将更加活跃，行业风险出清将更加透明和有序。
加速不良处置已成为银行业的“必选题”
在业内专家看来，当前，商业银行加速不良资产处置已成为行业的必然选择。Wind数据显示，2024年，银行业全年的不良资产处置规模达3.8万亿元，处置规模创近年来历史最高；2025年，不良资产处置规模也保持在3.5万亿元的相对高位。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缪锦春表示，随着当前我国经济进入调整周期，商业银行已很难通过展期、战略投资、债务重组等信贷手段出清全部不良。“因此，银行通过主动管理不良资产、加速释放所累积的不良资产，愈发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缪锦春也进一步指出，随着金融监管不断趋严，特别是在商业银行风险资产的五级分类新规过渡期结束后，商业银行想要掩匿不良资产已无可能，而批量化、快速地转让不良资产，快速压降风险加权资产、释放资本，也是监管与市场共同倒逼其转型的结果。
“近年来，不良资产处置相关制度的健全，处置方式的日趋成熟，以及渠道的多元化等变化，正为银行提供稳定、科学的处置通道。”缪锦春称，根据新修订的《商业银行法》所体现的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思路，明确要求银行建立“短账龄”不良资产快速处置机制，并在贷款进入损失类前进行前瞻管理，将批量转让嵌入信贷的全流程风险缓释体系。
缪锦春认为：“可以说，通过‘降旧’和‘控新’并举，加大对存量不良的释放，并建立‘短账龄’不良资产的提前快速处置机制，这是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建设的进步。”
对此，董希淼也认为，商业银行这种对不良资产处置的“主动出清”战略转变，也标志着银行风险管理理念从被动承受损失进化为主动管理特殊资产价值，其核心考量是以短期财务代价换取长期稳健经营，通过及时“减负”实现资产负债表的轻装上阵，将资源聚焦于更高效的领域。“这对银行业来说，既是应对现实压力的务实选择，也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
处置不良对银行的利润到底贡献几何？
当前，对银行业而言，信贷增速放缓是不得不面对的一大挑战。据中金公司报告，今年前5个月，银行业新增贷款为2019年以来最低规模；过去12个月，个人贷款规模累计下降超3万亿元。
近期，市场有观点认为，鉴于信贷增速放缓所带来的盈利压力，加大对不良资产处置或将是各家银行获取利润来源的方式之一。不过，多位受访专家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
对此问题，缪锦春指出，信贷放缓主要是增量受制，而银行加大对不良处置是存量释放，这与在银行业中流行的“向不良资产要效益”说法形成一种悖论。“原因在于，银行批量转让不良资产短期会消耗银行的拨备计提，难以直接增厚利润，更多是止损、释放资本的手段。长期盈利增长必须依靠资本腾挪后的新增优质投放，而非处置不良资产本身。”
“换言之，银行将不良资产处置后释放出资本，再将其投放到收益更高的信贷领域，才是其能够带来利润的实质原因，但方式却是间接的、中长期的。”缪锦春称。
董希淼也表示，事实上，银行批量转让不良资产本身是大幅折价的。“例如，2025年一季度，个人不良贷款平均折扣率仅为4.1%，可以说，银行直接出让不良资产本身不仅不赚钱，甚至还会造成一次性的巨额亏损，所以‘增利’无从谈起，而所谓的盈利改善，其实是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后释放的资本和拨备计提的减少，这是间接的‘减负’效应。”
“即便是在信贷高增长的年份，不良资产也需要常态化出清，其根本驱动力始终是监管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硬性约束、资产质量考核压力，以及银行自身主动优化资产负债表的战略考量。”董希淼表示，不能将两者强行挂钩，这既忽略了银行风险管理的连续性，也低估了当前不良资产处置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出清”的制度性变革。“可以说，银行不是在靠卖不良资产‘创造利润’，而是在用短期财务代价置换长期稳健经营的生存空间。”
缪锦春也建议，商业银行批量处置不良资产的同时，既要符合市场化原则，也要有阶段性的目标驱使和价格边界准则。“批量、集中不等同于‘运动式’处置，同时，也要杜绝盲目低价甩卖掉拥有优质抵押率的不良资产，避免过度折价所带来的中长期回收价值的永久性损失。”
他认为，商业银行通过将“短账龄”不良资产的快速转让、优质抵押类资产的自主重组清收等方式，通常可平衡商业银行所面临的短期损失与长期回报问题。
此外，付一夫也认为，银行批量转让不良资产虽然伴随着折价，短期可能侵蚀银行当期利润，但其释放的风险资本和减少的拨备支出，从中长期来看，反而有助于银行修复盈利能力。“更重要的是，加速不良资产出清本身就是对资产质量的净化，能够提升市场对银行估值的安全预期。因此，这一趋势并非利润驱动的短期行为，而是银行迈向精细化风险管理的必然选择。”
国有大行参与度提升中小银行仍显不足
值得关注的是，从银登中心数据来看，上半年，在各家金融机构处置不良的参与主体中，作为不良率偏高的中小银行群体则呈现出明显的“参与不足”。
记者梳理发现，以今年7月为例，在银登中心挂牌转让不良资产银行累计约为16家，挂牌数量为45笔，而中小银行中仅有天水秦州农村合作银行、中山农村商业银行、金华银行等5家银行参与不良资产转让，挂牌数量仅为9笔，占比远低于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
另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202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51%，环比上升1个基点；其中，国有大行不良贷款率为1.22%，环比持平；股份行为1.22%，环比提升1个基点；城商行为1.85%，环比提升3个基点；农商行为2.79%，环比提升7个基点。
对此问题，缪锦春表示，中小银行在银登中心不良转让中参与度偏低，看似与其较高的不良率现实相悖，实则折射出结构性差异。“这主要原因在于，国有大行债权标准化程度高、抵押物清晰，适合批量打包流转，而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往往涉及复杂的地方关系和质量参差不齐的抵押物，折价转让可能会加重其资本压力，因此它们更倾向于属地化的清收或与地方资管合作。此外，其风控体系相对薄弱，不少不良资产沉淀于历史遗留问题，处置难度本身就更大。”
付一夫也表示，除了客观上不良资产规模差异和组包能力的差异外，国有大行以及头部股份制拨备充足且抵质押物相对扎实有效等因素，也决定了中小银行占比较低。
对于该如何破解中小银行不良资产的转让困局，付一夫认为，需要多管齐下：一是设立专项处置基金，为中小银行提供流动性缓冲；二是鼓励其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的处置策略，而非简单复制大行的模式；三是强化地方政府的属地责任，加快司法处置效率，打通“最后一公里”，唯有从制度、渠道、效率三方面协同发力，才能切实缓解中小银行的风险积压。
缪锦春也表示，中小银行对不良资产处置的迫切性更高，需要政府以及监管部门给予差别化政策。比如跨行组包跨地区出售、减小拨备计提压力等，但仍需坚持市场化的交易和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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